洗手池正在使用。苏联人大约还没攻进来。
如果这些声音都没有了，那就是深夜，那凉冰冰的寂静里，她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岸介昭每天来两次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上午是审问，下午是“谈话”，每次都把铁门推开到同样的角度，刚好让走廊的应急灯光斜斜切过她的脸，扎得她几乎睁不开眼睛。
这是审讯手册里最经典的技巧：
让囚徒暴露在强光之下，无所遁形、让审讯者藏身黑暗之中，洞悉一切。
可也许是低血糖的缘故，亦或是身体开启了某种自我保护机制，最初锐利的恐惧已被磨平成一种更温吞的反应了。
在听到那脚步声时，她还是会条件反射地瑟缩一下，下意识攥紧大衣袖口，可心跳已经不会像头几天那样，从胸口一路撞到太阳穴了。
在这期间，她尽量让自己少说话，少动作，为蔓越莓和自己保存能量。
她没严词拒绝激怒岸介昭，也没一口答应。在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提审时，她的声音细弱得几乎听不清：“如果我签字之前孩子没了，你永远不会拿到你想要的。”
说话间，女孩抬起头，黑眼睛在灯下只余下被逼到墙角之后，不再害怕失去什么的安静。岸介昭沉默片刻，让人每天多送来一瓶牛奶和一个煮鸡蛋。
她不会签下那份供认状，只要她还没说出口，就还能给自己多争取一天时间。
盟军攻进城里时，日本人迟早得撤离，即使在那之前，约翰没能找到她，转移途中也有更大的机会逃出来。
柏林陷落大约就是这几天了，她能听到楼上的脚步声愈发杂乱，她只能拖时间，只能赌，不签字，他就还没赢，他还没赢，她就还能活着。
可女孩也清楚对方耐心总会被耗尽。
又过了一两天，柏林的供电线路开始时断时续，停电时，那个叫中村的瘦高武官会端着煤油灯进来，总被岸介昭厉声呵斥，嫌他动作太慢，嫌他把灯芯挑得太高浪费燃料。
男武官会一言不发地消失，而叫埃里卡的女人不一样，一直靠在门框上，双臂交叉，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。
她没看岸介昭，也没看她，只是在等这场审讯结束，如同不耐烦的观众在等她已知结局的烂戏散场。
直到某天下午，岸介昭忽然换了一个方向，他不再挥舞着那份供状，或循循善诱或高声咆哮地要她说出知道的事。
反而聊起四月的东京，说这个季节樱花已经开了，从上野公园到千鸟渊，花瓣落在水面像粉色的雪。
他说她的母亲是细川家的女儿，如果她愿意合作，她可以被送回东京，由外祖父细川公爵担保，以“战时迷失国民”的身份入籍，她的孩子将在日本出生，享有日本公民的一切权利。
他会说日语，上皇国小学，唱《君之代》，也许将来加入皇军，“总好过变成地窖里的两具无名尸体？”
“俞琬小姐。”岸介昭将一只搪瓷杯搁在桌上，里面的水冒着极细的白汽。
他深知她渴，嘴唇裂了道小口子，于是每次提审，都会带一杯热水，放在她视线可及却触手难及的地方，让她眼见着那些白汽变细、变淡、消失。
比起刑讯室的惨叫，他更钟爱这种精神蒸馏法。
就像京都的茶道大师，不急于一壶沸水冲开所有茶香，而是用八十度的温水，分三次注水，将茶叶最深处的韵味一点点逼出来。每一次审讯都是新一轮注水，直到灵魂的茶叶再榨不出一丝滋味。
“你嫁给了德国人，”他将杯子往前推了半寸。“在支那人眼里，你就是轴心国军官的家属，是半个罪犯，而在日本，我可以替你尽可能争取豁免。”
他忽然起身，阴影如黑潮吞没她，掐住她下巴，强迫她直视那双阴鹜的眼睛。
“你只需要说出：军统欧洲站的加密方式、联络点分布、你的直接上线。”
俞琬的呼吸在疼痛中凝滞着，视线撞进那片冰冷的漆黑时，小手不自觉战栗一下，她抿抿唇，气若游丝。
“……我离开巴黎之后就没联系了。”
她说的不全是假话，离开巴黎后，她除了温叔叔确实没联络过组织上别的人，可密码本和日内瓦站的地址她背得出来，是温兆祥来柏林时告诉她的。
她记下来了，记在最深最深的那个抽屉里，锁得很牢。
岸介昭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好几秒，某一瞬间，忽然想要一把勒进她喉咙，最终还是松开手，掏出手帕擦了擦手指。
他当然不信，可她的睫毛没颤，眼神没回避，他没证据证明她在撒谎。
就在他阴沉着脸坐回座位时，女孩突然开口。
她嗓音哑得几乎听不见：“你说得对，我母亲是日本人。”
审讯者眉梢微挑，手指在档案夹上摩挲一下。
“她还活着吗。”她缓缓抬起眼。
岸介昭没说话。
她缓缓吸了口气，嗓子太干，吸到一半撕心裂肺咳了起来，肩膀被手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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